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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6月14日 星期二

布達佩斯遊記 (by 佛國喬)

最近有一些朋友在規劃東歐之旅,於是把三篇遊記舊作從關掉的個人網誌貼過來,希望對於不只是走馬看花式的遊客有所幫助。三篇文章連貼,所以文章有點長,無誠勿試。

Jul 24 Thu 2008 20:29



冷戰年代,有如鐵板一塊的「鐵幕」在1956年突然出現裂縫,該年的布達佩斯起義事件,不僅震驚蘇維埃高層,也讓非共產世界國家目瞪口呆;它是共產集團解體史的「第一槍」,它也是一重要歷史資產,確保之後的數十年,匈牙利得以維持為共產集團最自由國家,當然,作為「轉型正義」工作的世界領導國,這事件早透露了匈牙利人在政治上的先知。這一篇文章除了介紹這歷史事件,也將帶您重回現場。

1956年,赫魯雪夫對史達林進行全面批判,加上波蘭的民主化動作,晃動了匈牙利內史達林信徒的政治合法性,共產時代新大學知識份子帶頭上了街,他們原本是共產黨所處心積慮培養的對象,用以對抗前朝的仕紳型知識分子。

這些學生集結至史達林雕像廣場,從腳踝處鋸倒雕像,再把它斷頭,然後敲破洩忿。


原本的和平抗議,因為祕密警察開火,造成上百人死亡而劇烈化,群眾取得武器,火攻祕密警察總部,將蘇維埃大樓上的大紅星推倒。存亡之際,Imre Nagy從匈奧邊際放走二十一萬國民,讓他們躲過後續的清算,自己則堅持不離開匈牙利的土地,躲入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館,獲得政治庇護,使館人員與圍軍激烈槍戰三星期,還造成多名使館人員傷亡。



在1956年十月的政府裏,擔任Imre Nagy文化部長的人,是著有《歷史與階級意識》的知名學者盧卡奇,他是西方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導師,也是Imre Nagy的長期重要參謀;如果這個政府沒有被軍事推翻,我們也許可以在獨裁政體外,看到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國家的可能。

這些抗議不僅是反史達林、反對專制的民主運動,也是反對蘇軍壓制的民族主義運動;匈牙利國旗被挖空,中間的共產黨標誌 (鐵槌與鎌刀) 不見了,人民就拿著這種空心國旗包圍住國會,大聲齊呼前總理Imre Nagy之名。挾人民之聲,這位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領袖重新掌權,而其盟友János Kádár則任黨書記;後者曾被二人共同的史達林派政敵判處無期徒刑,Imre Nagy在第一次擔任總理時,將之釋放。  (Imre Nagy) Imre Nagy上台一星期內,就要求蘇聯軍隊撤軍、宣布匈牙利為中立國、退出華沙公約,並在聯合國正式請求協助,特別是大國的干預,但美國對這一位馬克思信徒,完全沒有信任感,且與蘇俄有各自不侵犯彼此勢力範圍的默契,選擇坐視事件的惡化演變。蘇聯則無法接受這場劇變,在取得匈牙利叛徒János Kádár的內應後,大量坦克順利壓境,布達佩斯血流成河(約三千人民戰死,一半以上均少於25歲),革命宣佈慘敗。

事件鎮壓後,János Kádár成為檯面上的領導者,他簽署同意函,保證Imre Nagy的人身安全,但「X叛仔」果然就是「X叛仔」,Imre Nagy一踏出大使館門就被KGB逮補;被判死刑時,Imre Nagy堅定地回應:「我堅信國際工人運動與匈牙利人民將為我平反,我是司法大錯的受害者,我不要求特赦。」1958年他被吊死,所有審判與死刑都在他死亡後才公開,這位革命家的罪名是「反革命」。

在「恐怖之屋博物館」裏,有撥出事後新聞報導:在一個法院的場景內,Imre Nagy的講話斷斷續續地被主播的評論給消音掉。至此,1956年起義與Imre Nagy成為該國的政治禁忌,沒有人敢公開討論。

János Kádár尚在事件後,清算參與者,二百多人死刑,二萬二千人入獄,開除所有公開支持該事變的學生,還列入個人紀錄跟隨一輩子,他成為該國的「蔣總統」,權力至病重方休:從1956至1989長達三十三年;在他死的那一刻,匈牙利最高法院隆重宣佈給Imre Nagy及其同志平反;次年,該國舉行了久違的民主選舉,結果Imre Nagy傳人打敗János Kádár傳人。

 (János Kádár)

在東歐各國的領導者裏,János Kádár是一位「蔣經國式」的人物,他生性檢樸、不重排場、厭惡貪污,但利用情治人員對付政敵從不手軟,是所謂的「彩色的黑白電視機」、「開明的獨裁者」。

不可諱言,相較於共產世界的其他國家,匈牙利人民是相對最自由的,他們自嘲是生活在「最快樂的軍營」內;但這端看您是以如何解讀,您可以將之歸功於1956年人民的硬頸,讓蘇共及國內的獨裁者不敢毫無戒心地軟土深堀,而贊嘆流血沒有白費;也可以歸功於獨裁者的個人良心,而將桂冠放在獨裁者頭上。

因為「彩色的黑白電視機」還是一堆人搶著買,前共產黨在選舉時,總會搬出這位「蔣經國」,要大家懷念那個獨裁年代,和台灣一樣不可思議地,這居然常常奏了效,目前就是他們在執政;在2006年的一項民調中,65%的匈牙利人認為János Kádár的歷史角色是正面的。
2007年5月,János Kádár的墳墓被挖開,大部份的骨頭不翼而飛,怪客留下紙條:「謀殺者與背叛者,不得在聖土上安息,1956-2006。」

2006指的是一場演變成暴動的抗議事件,起因原本是左派的總理私下談話被錄音且公開,內有鄙視人民的言,後延續到十月紀念1956年的起義,人民還搶了軍方的大砲;見下圖,四十年後,既使國旗中央的共產黨標誌已拿除,人民仍是把國旗挖空的。

 (2006年,挖空的國旗)

好了,寫到這裏,終於要交代可以去哪裏見證這些歷史事件了:



1. 國會:作為內閣制的國家,這裏是匈牙利的最高權力機構,也是當年人民呼喊Imre Nagy名字的地方;但不要只知道進去看看富麗堂皇內部,外面才是重點:

1.1. Imre Nagy的紀念雕像,常常有民眾在此獻花。



1.2. 1956年起義受難者之墓:注意其上所立的國旗。

 
1.3. 1956年事件的紀念碑。



2. 恐佈之屋博物館,當年的祕密警察總部,事件中被憤怒的民眾攻擊,展覽中有一展廳專門講1956年事變,其餘詳見下。

  


3. 前南斯拉夫大使館:現在的塞維亞大使館,當年Imre Nagy藏身的地方,有一解說牌說明此地的歷史意義。

    

4. 前史達林雕像廣場:事件中,史達林被鋸到剩一雙腳的地方。

5.二個廣場:因為二位歷史人物具有連結意義,1956事變中,民眾總是集結在這二個廣場。 班(Bem)將軍廣場: 十九世紀,波蘭人班將軍幫匈牙利人打抗暴的戰爭而亡,1956年事件,也源自波蘭民主化的影響,二國再次相挺抗暴。


5.2 裴多菲廣場:1849年,愛國詩人裴多菲在抗暴作戰中犧牲,年僅26歲,留下最有名的詩作,就是「生命誠可貴,愛情價更高,若為自由故,兩者皆可拋 」。


6. 獨裁記憶公園(詳見下):這裏重建當年被鋸斷腳的史達林雕像。

為大家方便參觀,這裏整理一張1956年事件景點地圖。


(屋外排隊參觀的各國人士。本文之相片均來自官網。)

如果您的旅行社,並沒有在布達佩斯之旅中排入「恐怖之屋」,毫無疑問地,您已經可以換一家旅行社了,這跟來巴黎不逛一下鐵塔、去埃及不瞧一眼金字塔一樣不可思議。不過請放心,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,您的膽一定應付得了這個「恐怖之屋」,即使它談的不是鬼,而是比鬼更恐怖的東西。

沒有人因為「民雄鬼屋」而亡,但國民黨一手織造的白色恐怖,以無數人的折磨、牢獄之災、死亡,讓台灣人驚悚度日;2002年,匈牙利以「恐怖之屋博物館」(wiki官網)交出他們「轉型正義」的成績,約莫與東歐同期民主化的台灣,至今仍無知於此。

如果參觀過歐美近二百家博物館的資歷能有什麼信用的話,那我也要鄭重地說:撇開政治立場不談,就歷史類博物館,此乃世界第一名,它的展示手法與創意已讓美國華盛頓的大屠殺博物館相形見拙,無需再論二者預算有雲泥之別。

這位第一名的(單位面積)展示工程預算與籌設準備期(才一、二年!),甚至都比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(連結)來得少與急迫。

「恐怖之屋」是現址博物館,戰前的匈牙利納粹黨黨部所在,也是共產時代的祕密警察總部,它的地址不只人盡皆知,而且大人小孩都聞之色變;其內的首長室、蘇聯顧問室、地牢、檔案室,都是現成的展示品;故事線講述該國二個階段的獨裁體制:先是納粹(法西斯)、後是蘇維埃(共產),但明顯著重於後者:主題有如流放西伯利亞、政治謀殺、審訊與迫害、領導者神格化…

(一場背叛匈牙利人的晚餐:二戰間,匈牙利的納粹黨靠著德國的支持,取得政權,採白色恐怖治國,並且殘殺猶太人。)

(匈牙利人的更衣室,大戰前後不斷地換主子,人民也不停地換衣服…輔以一黑白影片,自嘲自己的命運。)

(某個粗糙的三合板隔間是這些監聽器材,另一面卻是富麗的講台,懸掛了獨裁者的玉照;其權力如何而來不花一個文字就講完了。圖中懸掛的耳機是口述歷史。)


在這裏,您可以看到所有將政治異議者判決死刑的法官名單(大多還在世),您也可以看到高階祕密警察名單與圖像(其中至少一位是目前執政黨的高層),看完樓上的展覽,有一個電梯直通地下室,下墜時播放起一段影片:一個當年在此工作的獄卒,平靜的坦述他們是如何虐待這些政治犯的,電梯到達影片也剛好結束,門打開就是當年的地牢。

(地牢貌,其中還有一間禁閉室,小到人入內只能站著。)

(地牢的吊刑場,羅列二排刑具,判決書打光,環境充斥血腥紅光,背景音樂是以一毫無表情的女聲,不斷地宣告罪行、不斷宣唱名…)

遠離了那個只能歌功頌德(連結)的年代,「我們需要一個與那段過去的『正常關係』,我們需要跟我們自己『感覺舒服點』。」館員曾向媒體表示。相對於該國,台灣連找一位獄卒出來悔恨那段過去都找不到,我們如何跟那段過去建立正常關係?我們如何能和自己感覺舒服?

匈牙利是共產歐洲第一個提出異議的國家,第一個實行民主改革的國家,也成了推倒柏林圍牆助力,1989年國會釋出組黨自由,次年舉行首度自由選舉,右派(獨裁時代異議人士)執政,1994年換左派(前獨裁政黨改組而來)執政,1998年右派重新執政,2002年左派又取得政權,2006年左派維持政權。亦即,匈牙利目前執政黨的大老,大多是前獨裁政黨黨員,甚至曾是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加害者。

「以前街上是沒有乞丐。」我們的房東Josef表示:「所以大家都說右派把國家的經濟搞壞了,所以又三次重新支持以前的共產黨。但以前,其實不是沒有乞丐,是不能當乞丐,馬上會有警察把你捉走去工作。」

「那現在呢?」我想到當下的國際經濟問題。

「如果現在有選舉,他們一定被馬上換掉。」

最新的政治動態,是連「自由民主聯盟 (SZDSZ)」也決定脫離執政聯盟,SZDSZ原本也是反共政黨,當年很令人意外地背叛盟友,和社會黨(前獨裁政黨)合組聯合政府,後者以此宣告與當年的獨裁政黨畫清界線,前者則以此取得多席內閣閣員。

(建物的天井被生硬硬地從天而降了一台蘇聯的戰車,其上全是犧牲者的相片。)


這個博物館可想而知是政治口水的靶標,其實也沒有一個政治光譜的人能完全接受它,有人覺得這是打擊政敵的低劣招數,有人覺得展覽內容太過於歸咎外部政權,而沒有好好正視匈牙利獨裁者的罪行。但這些都影響不了這個博物館的吸引力,每天都有上千的人來此參觀,每位觀眾都聚精會神地觀看每件作品,更重要的,它新穎的展示手法成功吸引了年輕世代的目光。

即使這裏不是博物館、不對外開放,它仍是人們到匈牙利觀光的一個重要景點,畢竟有許許多多民主運動者在這棟建築物內被折磨與殺害;建物不著一字,也是人類重要紀念碑。

今天,它能改成博物館並對外開放,只是說明了一點:這些被折磨與被殺害的人,他們為民主與自由的犧牲,並沒有白費啊。

出入該館,都會在大廳看到一個受害者與歷史學者的對話影片,裏面有一段受害者先說:「他們說,這段歷史可以被原諒,但不能被忘記…」他自己想了很久,然後抬頭哭著問那位歷史學者:「但是,這種事,怎麼可以被原諒呢?」

正是殺人可以被原諒的想法,讓殺人得以一再重演,不只是殺人不能被原諒,台灣若要創立一座如此清楚交待的博物館,任何反對之、阻擾之的言行,也都不能被原諒。




兩蔣僵屍當然可以拿來拼經濟,中正廟當然也可以仍是台灣重要觀光點,問題是:我們要如何詮釋這些人物給外國人?一眼望去的名稱是什麼?

小弟寫過一篇「堅決反對中正廟更名為『民主紀念園區』」(連結),主張將之更名為「冷戰紀念園區」,該文頗能突出小弟溫良恭儉讓的個性:因為,如果是匈牙利版的Joe,一定會主張將之更名「獨裁記憶館」(注意:不是紀念,是記憶),還會把裏面「阿強一號」的頭割下來,放在廣場上展示。

 (1956年的布達佩斯起義,專文連結)


坐著車離開布達市區,上了高速公路後,感覺自己往桃園大溪而去,約莫三、四十分鐘的車程,公車停在一片荒地中,我們與一群觀光客下了車,這種地皮不論是開發成草莓園、土雞城、熊貓館或者馬奮館,甚至是馬奮與女粉絲表演種草莓,旁邊有熊貓在餵土雞,都不會有今日的點子這麼好賺:他們把獨裁時代的雕像集中起來,成立「獨裁記憶公園,Memento Park(Remains of Communist Dictatorship)」(連結)。

在共黨專政一結束黨禁,過去的黨外馬上贏得政權,初次執政時,他們交出了這個公園,第二次執政則交出「恐怖之屋博物館」(連結),儘管舊勢力與殘存的意識型態反撲仍很激烈,儘管過去的黨外無法因這些動作而持續執政,但是,這些都是必完成的歷史功課。

至少,放在國際眼光來看,這些動作是受到肯定的,國際旅人來往如織,就是最好的證明。不過…如果命名為「獨裁紀念公園」而不是「獨裁記憶公園」,國際旅人還是一樣來往如織,但是是以看笑話的心態而來,會對匈牙利人打從心底完全無法尊敬。



想想看,任何一位稍微了解東亞情勢的國際人士,會如何看待台灣人在供奉慈湖二具僵屍?這就像我們看見中國人在供奉毛澤東一樣又可悲又可笑。


如果身為西歐與美加觀光客,來這裏也許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,但對台灣人而言,感想只有二個字:「退票!」所有來自台灣的觀光客,都可以扯著顧門大嬸的衣領說:「看清楚,我是台灣人,來自獨裁者雕像密度全世界第一名的國家(咦?您不知道這個「台灣的驕傲」嗎?),你們要在這一行混,先懂得拜碼頭吧;趕快送上貴賓證來吧。」

匈牙利人東拼西湊,才找到四十來件雕像,再花一個社區公園的工程款,就可以語重心長地說:「這個公園是有關於獨裁的;而在此同時,因為它可以被談論、被描述、被建構,所以這個公園也是有關於民主的。畢竟,只有民主才能讓我們自由思考有關獨裁的種種。」拜託,台灣人先隨便贊助個四百五十台蔣介石,把場面撐起來,再來說這些話好嗎?

什麼?您說四百五十台太多了,捨不得?那不過佔全國蔣介石雕像的1%,像匈牙利的做法,我們至少可蓋一千座「獨裁記憶公園」;如果把一千座「獨裁記憶公園」蓋在一起,聯合國UNESCO一定把馬上跑來呼天搶地:「世界文化遺產!世界文化遺產!」跟您講,連人身獅面都會自己低下頭靠邊站。

(量體之大,讓歐美旅人紛紛露出驚訝之情)


在數量上遠遠不及台灣,就是在量體上也比不上;前陣子被陳菊拆解了的蔣介石雕像,連坐著的身高都好幾層樓,站起來還得了,當然足以傲視現場所有作品:真的是「共產黨再大,也沒有我老蔣的大。」

可惜的是,陳菊市長把它拆到有點難以回覆了,所幸,國民黨又辛辛苦苦把它重組回來;這個重組動作,比起當初的建造、比起後來的拆解,都更具有政治意義,它將是未來台灣「獨裁記憶世界文化遺產公園」最「不可錯過」的一件作品,創作年代是2008年,真正的作者該由馬英九落款。



結論就是:匈牙利的「獨裁記憶公園」今日能有國際號召力,讓一波又一波國際旅人不辭千里而來,完全是因為我們台灣人手下留情,只要台灣的「獨裁記憶世界文化遺產公園」一落成;布達佩斯此公園一定馬上不再門庭若市,大家都改買機票衝到台灣。所以說,他們能跟台灣人收門票嗎?


不過,要用雕像跟台灣比專制、比獨裁,匈牙利也不是沒有一塊好,至少他們在作品的變化與美感上,絕不是蔣光頭各種姿勢足以相較量的;認為「蔣公銅像」也是藝術的人,不是眼睛瞎了,就是良心瞎了。

(匈牙利作品)


 (台灣作品)


「轉型正義」是可以拿來拼經濟、拼觀光的,匈牙利抬頭挺胸地辦到了,台灣人也趕快有尊嚴地加入這個國際市場撈錢吧。

延伸閱讀:Come fly with me的介紹

2011年6月9日 星期四

台皮膚、華面具(三)(by 老皮蛋)

~前承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cliquer/17980952
漢族所稱的百越族,與台灣多數居民有最接近的血緣。但在台灣人民的世界觀中,百越族並非認知或行動的主體,反而是被研究、甚至被征服的他者。上圖的油畫出自某中文百科全書網站的「南平百越」條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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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殖民者的GGY心理動力


  Fanon在該書第六章「黑人的精神病理學」寫道:「我們在有色人種身上發現(與白人)相反的情形:在正常家庭裡長大的正常黑人孩子,只要跟白人世界接觸就不正常起來。」這在台灣也適用,回顧筆者的成長經驗(見前述),小學前很願意講母語、不會歧視任何人,可是上了小學、開始接觸殖民者(代理)、加上講「方言」要被罰錢,筆者就成為
GGY了;其後到台北中國城居住,症狀又更嚴重。筆者也在許多其他人身上發現類似的情形。



  Fanon引用Sigmund Freud「被潛抑創傷的重返」理論說明這狀況:在黑人/台灣人小時,看的童書(電視)都說「白人/中國人是好人,有色人種/匈奴吐蕃百越(註十二)是壞人」,小朋友都以為自己是好人(白人/中國人);直到接觸真正的白人/中國殖民者,被殖民者才發現「好人」是別人、自己不是真正的「好人」(因為膚色、習俗、語言不同)~那是多麼可怕的混亂啊!所有被潛抑的兒時創傷經驗都重返了,於是當事人退化、使用原始的防衛機轉(註十三):因為自身被否定,所以認同殖民者、想要成為其中之一,緊抓殖民者的文化價值、當作理想目標,同時投射自卑感至外界他者(其他鄉親、原住民、客家人或福佬人、東南亞移民,罕有弱勢中國移民、但不會是殖民統治者)、開始會歧視他人;以上種種,都是典型的GGY complex



  因為媒體的推波助瀾,許多被殖民者努力地學習殖民者,包括學習「歧視其他被殖民者」(尤其是原住民)、以證明「自己和殖民者一樣高級」。像「康熙來了」「全民最大黨」等節目,都常以嘲笑台客形象為笑點,一些缺乏自信的群眾(台灣人或戰後移民都有),也跟著嘲笑台客,這就使GGY成為一種流行了。



  為何在被潛抑創傷重返的時候,(大部分)被殖民者會選擇認同殖民者的價值,因而自卑、而GGY;卻不是擁抱本土、擁抱被殖民者、進而反抗殖民者呢?一方面我們可以從自體心理學(註十三)來理解,另外也可以從拉岡Jacques Lacan)關於「父之名」(註十四)和語言的理論來理解。


王偉忠除了會幹中田英壽捐出義賣的球鞋,也是惡質的種族歧視者。他身為殖民統治集團的一份子,藉由不公平競爭而能進入無線電視台、占據發言位置,卻毫無反省,經常在節目中醜化他者、表現出大剌剌的歧視態度,包括「中國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歧視」、以及「既得利益者對弱勢者的歧視」,甚至要原住民歌手學熊叫。相對的,地下電台只能在後戒嚴體制鎮壓下掙扎求生,但常能堅持庶民發聲的理想(G. C. Spivak (1988) : Can the Subaltern Speak?。還有一個問題:民間自製藥物(假藥?)會比國光疫苗危險嗎?這種對庶民發聲的賤斥,最近也出現在一位「副教授」(?)的胡言亂語中(連結)。



再談語言的殖民



  Fanon在書中提到:掌握某種語言,也就掌握了這語言所表述指涉的世界。然而根據拉岡的理論:我們不太可能掌握語言,反而更可能被語言所掌握。當我們學習中文,同時也在學習(並內化)中文的思考模式、以及教中文的人(殖民者)的意識型態。殖民者意識型態也因此佔據了「父之名」的位置,決定了被殖民者的理想、慾望與認同。



  當我們說「西藏」「新疆」而不說「圖博」「東土耳其斯坦」,就會以為她們屬於中國,忽略過去她們的獨立地位、以及現在人民的獨立意願;當我們說「奮起湖」而不說「畚箕湖」,就會以為蔣介石開發了這個地方,忘記鐵路是日據時代建的,此前早有原住民住在這裡;當我們說「仁愛鄉」和「信義鄉」,就會以為中國人發現這個地方,忘記泰雅族和布農族早在這裡住了幾千年。就像美洲原住民住了幾千年的島嶼,西班牙殖民前鋒哥倫布初來乍到,就以國王的名義宣布占領、並命名為薩爾瓦多,而我們也真以為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。



  當我們說「台灣光復」而不說「國府領台」,就不會知道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台灣歸屬;當我們說「外省人」而不說「中國殖民者」、「戰後移民」,就會忽略國民黨政權的殖民本質;當我們說「蓬萊仙島」而不說「Formosa」,就會以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東南疆域,忘記台灣其實是西太平洋、美麗而獨立的島嶼;當我們說「大陸」「內地」而不說「中國」,就會以為那是國內的一個地區、忘記長年以來都是不同的國家;當我們說「中國統一」而不說「中國侵台」、「武力占領」,就會忽略中國霸權的帝國主義本質。



  所以,如果不得不使用殖民者的語言,我們必須小心排除其中的殖民者意識型態,並重新創造(或還原)屬於被壓迫者的語詞,賦予這語言去殖民/反壓迫的能量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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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落格寫手翻譯的經典書籍「遮蔽的圖伯特」。在「圖博、圖伯特、西藏」這幾個詞中,要使用哪個詞來稱呼這土地和人民,一直是文字工作者爭論的話題,甚至在圖伯特流亡政府內部也有爭論。
 


不同族群的被殖民者



  Aimé Césaire曾提到:殖民者常分化被殖民者、製造其內部矛盾,藉以癱瘓反殖民力量、遂行殖民統治。這正是台灣的情況,國民黨政權透過媒體或耳語宣傳,不斷強化福佬客家之間的矛盾、以及原住民對反對派的不信任(註十五),甚至虛構出「福佬沙文主義」;藉由這種「挑撥族群」的技倆,殖民者的特權被默認,統治者的殖民本質被遺忘,最嚴重的不義被忽視,於是被殖民者的團結成為(幾乎)不可能。



  那麼福佬人裡面有沒有GGY?有沒有人歧視弱勢?當然有,最近(2009)就有兩個明顯的例子:一是郭素春、一是盧嘉辰。盧嘉辰的名言是「陳菊中風是拆蔣銅像的現世報」(註十六);郭素春則是說過:「高水準~不想生小孩,反而是那些知識水準較低的、做工的人,~那些人反而生的孩子越多!」一是對病人、一是對弱勢勞工,兩人都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(簡稱「沒人性」)。然而這兩個歧視者是福佬沙文主義者」嗎?當然不是,他們可是如同上文描述:以殖民者為認同對象、甚至參與殖民統治的附庸。福佬血統/文化非但不是他們傲慢的根據,還可能是鄙夷/亟欲擺脫的對象。



  「福佬沙文主義」這個詞的出現,一是誤會、一是統治者的虛構。在殖民體制下,殖民者最可能歧視他者,其次就是認同殖民者的他人:例如前文所述的台灣人GGY,或是Fanon書中「歧視塞內加爾人的安地列斯人」;而他們認同的都不是自己的族群、反而是殖民者族群。因為GGY的成因就是缺乏自信,他們不太可能以被殖民/賤斥的群體作為認同對象、那樣撐不起他的自我價值感。



  一般而言,原住民較少有GGY phenomenon,但有一個特例:馬英九接見原住民頭目時,有頭目向馬嗆聲,原住民立委孔文吉就質詢原民會主委:「是哪一個頭目?頭目怎麼挑的?」孔文吉認同殖民者、輕賤自己出身的被壓迫族群,這就是典型的GGY了!



{###_cliquer/26/1170408590.jpg_###} {###_cliquer/26/1170408588.jpg_###}郭素春和孔文吉,都是歧視鄉親、賤斥自己族群的「民意代表」。



註十二:中華帝國在擴張領土時,史家為合理化侵略/殖民行動,都會強調漢族中心主義、醜化周邊少數民族,將其描寫成野蠻落後陰狠、無端侵擾邊疆,卻忽略漢族本身的侵略或野蠻行為。吐蕃國土即今之圖博,過去中華帝國醜化吐蕃,現在中國也繼續醜化達賴喇嘛;百越是中國古代史中、活動範圍(閩浙之間)最接近台灣的少數民族,也曾被某些電視劇醜化~當然最被醜化的還是匈奴女真等遊牧民族。台灣小孩在童書電視上常看到「非中原民族的負面形象」,在接觸到「真正」的「中原人/文化」(戰後移民、較晚離開中原)之後,才會意識到自己是「非中原人」(海島居民、可能有百越或台灣原住民血統)。



註十三:關於創傷經驗、退化至原始防衛機轉,可參見「GGY 如何練成I」(連結)的介紹。Fanon係根據S. Freud的理論描述創傷經驗,筆者認為稍嫌模糊;如果根據M. Klein的理論,我們可以推論:「發現自己不是好人」活化了嬰兒期的被害焦慮(攻擊/害怕懲罰)。亦可參照GGY如何練成II」介紹的自體心理學理論,更可以理解「自身(grandiose self)被否定時,更加緊擁殖民者形象/文化(ideal self)」的心理動力。



註十四:參見GGY的超克」連結註一。



註十五:筆者自小生長在客家庄,每到大型選舉就會聽到耳語:「某某是鶴佬人,不會對客家人好。」而這種耳語常來自於國民黨機構。大學時認識一些原住民朋友,他們也談到類似現象:常有耳語醜化反對派政治人物,稱其必然會壓迫原住民、取消原住民福利等等。然而我們看到:正是在鶴佬人執政時,台灣有了客委會、原民會,有了客家電視台、原住民電視台,還有了桐花祭。參見「從郭冠英事件看『本省人原罪』」(連結)及「誰在挑撥『族群』?誰在消費『階級』?」(by Shinichi



註十六:請參見:郭冠英+盧嘉辰:政治鬼打牆在台灣?! 連結);從郭冠英事件看『本省人原罪』(連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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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武帝和匈奴單于。教育和媒體一直告訴我們:漢族文明高尚、異族(?)野蠻陰狠。真的是這樣嗎?


台皮膚、華面具(二)(by 老皮蛋)

台皮膚、華面具


  法農(Franz Fanon)的「黑皮膚、白面具」(Peau Noire, Masques Blancs, 1952)被視為是後/殖民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之作。這本書討論的是法屬西印度群島的情形,卻與台灣的情況有驚人的相似性;這本書談的是黑人與白人殖民者的關係,但閱讀時卻令人冷汗直流:仿佛在描述台灣人與中國殖民者的關係。



  本書導論中提到:「…黑人不是人。…黑人只有一種命運,那就是白。」且容筆者改寫如下:「…在殖民者的眼裡、以及在其他GGY的潛意識裡,台灣人不是人。…在殖民體制/文化規訓下,台灣人只有一種命運,那就是成為中國人。」



  在中國殖民者的評論中:如果台灣人表現出日本風情,就是「前殖民文化陰影」「媚日」;如果台灣人受西方藝文薰陶、或擁有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,則是「商業資本帝國的內在殖民」「後/殖民的表現」「崇洋」;如果都沒有呢?就是「沒有國際觀」。總而言之,台灣人只能「學做中國人」(註六),可是怎麼學都會差一點點,於是就會被視為「次等中國人」。



  該書第六章「黑人的精神病理學」寫道:「白人(及其他非黑人)把自己(不能接受)的願望投射到黑人身上,表現得如同黑人真有這些願望一樣。…黑人被遮蓋了。他變成了器官,他就是陰莖。」在中國殖民者的投射中,台灣人並沒有榮幸成為陰莖,卻成為「俗」「台客」「一高二低」「沒文化」「愛講髒話」「被殖民慾望」「法西斯」「賤斥/歧視中國人」,殊不知這些正是中國殖民者本身的特質/慾望,只是被否認、投射到他者(台灣人)身上罷了(註七)。



  如果只是殖民者這樣看台灣人也就罷了;可悲的是:有些被殖民者也內化了這價值觀,形成難解的自卑心結,同時透過「認同加害者」的防衛機轉(參見G-2),表現出對其他被殖民者(同族或不同族)的輕蔑,這就是典型的台灣人GGY(註八)。


 


很多正港中國人都不想再當中國人了;卻還有許多台灣人民想要「學做中國人」,或是像馬英九:自己和家人都不想做中國人了,卻還是硬要台巴子做中國人。

 

失去殖民母國的殖民官員


  Fanon提到:這樣的自卑感不只存在於被殖民者中,殖民地官員也有類似的現象。他們常有過客心態,一心想回到殖民母國;可能深以流落殖民地為恥、或是將殖民地官職作為「返回母國晉升的跳板」。如果沒有母國可以回去呢?只好另外找一個「先進國家」(常為美國)權充殖民母國,這些殖民地買辦/官員,或許結合跨國資本榨取殖民地資源、或許在退休後立即移民「繼-母國」(註九)、或許早在退休前就讓家人先移民(如馬英九)…。



  以上所述,很可能是「台灣許多中國殖民者/高級外省人移民美國」、「許多官員持有綠卡、甚至雙重國籍」的原因之一;因為對殖民者而言,母國的國籍不算是雙重國籍。現在中國(「原生-母國」)對這些流亡/殖民官員重開大門,於是許多官員爭相朝貢或置產、退休後就在中國養老,以後的殖民官員、可能就會有另一種雙重國籍…。這個特殊的自內/外壓殖民主義(internalexternal colonialism)糾結狀況,應該很值得台灣的後/殖民研究者進一步探討,可能會有獨步全球的成果。




全家都有綠卡或美國籍的馬英九,他挑選的閣員、大法官候選人…,許多也有綠卡楓葉卡或雙重國籍。


     
語言及文化殖民


  Fanon在書中說到:因為在地文化的原初性(或者原來的在地文化)被埋葬,被殖民者產生了自卑情結,他們被迫面對/學習「開化者」(?註十)的語言、母國的文化;當他拒絕他的黑(台),它會變得更加的白(華)。…法屬安地列斯人自認比較開化,會因被視同塞內加爾人而生氣。…當他有幸一遊殖民母國,回鄉後就會自認為高人一等,即使只在馬賽的港口停留兩天、他也會向鄉親吹噓「羅浮宮的藝術品多美、巴黎聖母院多令人感動。」



  在台灣,所有的文化被說成來自中國(沒有原初性)~我為我的原住民先祖哭泣、為唱日文兒歌給我聽的外祖母流淚~,在地的語言文化被壓迫、被否認;許多的台灣人(包括過去的我)產生了自卑心理,被迫學習「國語」而歧視/不能說自己的母語,嚮往長江黃河而忘記濁水溪秀姑巒溪,熟讀李白杜甫卻不知道賴和楊逵是誰。



  因為我說國語沒有客家/台灣口音(卻有奇怪的似香港口音)、會背唐詩宋詞元曲、記得中國歷代皇朝的順序,於是被老師(不自覺的殖民者代理)選為班長;之後更加輕蔑我的同學和鄉親、在家中更不肯說母語、並與原住民(註十一)保持距離,以身為「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」(其實只是次等的殖民者代理)自豪。高中在台北中國城念書,我更自以為高尚、見過世面,更自以為和鄉下台灣人是不同的人種~~這是我恥辱的GGY個人史,也是眾多台灣人共同的成長經驗。時至今日,則有許多GGY以遊歷祖國自豪、或以居住祖國為榮,也正是Fanon所言「有幸一遊殖民母國、就會自認為高人一等」的例證。



  另一位後/殖民理論家Aimé Césaire,曾被法國作家André Breton稱讚「這是位能夠駕馭法文的黑人,當今沒有一個白人能像他那樣駕馭法文。」然而Fanon認為:對個人的稱讚、背後是對族群的歧視;而筆者中學時也聽過老師(戰後移民)類似的「稱讚」。無妨,且看筆者~客家&原住民的「雜種」(郭冠英語)~如何繼續駕馭中文吧!




戮力於語言解殖民運動的蔣為文



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婚配


  在「黑皮膚、白面具」中, Fanon描述了黑女白男和白女黑男的性/愛與婚姻。他提到:黑人女子常希望可以和白人男子結婚,期待下一代變白;混血女子更以和黑人結婚為恥。黑男白女的愛情常沒有結果,可能是因為男方的自卑、或是女方家人的偏見。



  在台灣似乎沒有如此明顯的族群偏見,門當戶對或攀龍附鳳,主要是講究財富、而非血統。過去常有「原住民女子與中國來台軍人結婚、藉聘金改善家庭經濟」,這大概是經濟動機而非身分提升。然而就筆者所知:這樣的結合,婚後妻子常被限制回娘家,孩子成長後也常以母親的血統為恥;這也是殖民教育(吳鳳神話…)的結果 



  然而台灣曾有一種特殊的「家庭」現象:在過去高普考「分區錄取」的時代,某些省籍移民的錄取率高達百分之百、而台籍考生的錄取率卻在百分之一以下,導致有些台灣人為了通過考試,就認外省人為養父以求通過考試;甚至有「與外省人假結婚、取得外省籍」的情形。這與前面所描述的「黑女透過與白男結婚來漂白基因」雖有不同,但都源自於殖民地的不公義社會結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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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1984年的電影,對弱勢中國移民和原住民都具有相當的善意和同理心。但是,敘事觀點仍是以中國移民為主體,以原住民為被描述的他者;而且導演選用中國移民是演中國移民,卻選擇非原住民飾演原住民。電影中兩位退伍老兵都善待他們的原住民妻子;相反的,筆者接觸過約十位嫁給中國移民老兵的原住民、或是與原住民結婚的退伍老兵,這些中國移民都對原住民有明顯的歧視,甚至連子女都歧視母親的血統與文化。


註六:2008年,台灣社會研究季刊(台社)的編委趙剛寫了篇
「從學習方法論意義下的中國人開始」(連結),以學院的語言、為中華帝國的意識型態建構作出貢獻。同屬於台社的陳光興,也有一本著作「去帝國:亞洲做為方法」,也以同樣的意識形態作為前提,雖然是以不明說的方式。



註七:關於投射的機制,可參見GGY 如何練成I」(連結)的理論介紹。關於「台客」「沒文化」「愛講髒話」「被殖民慾望」,可參見「海角七號測驗題」連結中的問題一和註三;關於「法西斯」,請參見G-2的後記。關於到底是誰「有被殖民慾望」「歧視中國人」,只要比較「哪一個族群有最多人拿綠卡、或移民海外」就可以了解;請參見「超克GGY」:一個「中級外省人」的GGYYby ratiomodus)。



註八:這幾年占領派(統派)政客媒體對阿扁窮追猛打,綠營政客紛紛與之切割;或許也可以視為「殖民者投射其貪腐的慾望/特質、被殖民者認同加害者」的表現。



註九:繼-母國(step-metropole)及原生-母國(original metropole),筆者自創名詞,尚待深化發展。相較於新殖民主義的其他內部殖民國家,台灣的官員或買辦資本家、有更高比例會在退休後移民;這是否與「失去母國的殖民地」的特殊狀況、以及「殖民地官員回返母國」的心態有關,值得未來續作探究。



註十:以流行的白人中心主義而言,法國的確比殖民地開化。但是筆者想不出來:中國殖民者哪一點比台灣人民開化?或許只在殖民者自己的想像中吧!



註十一:因為台灣的GGY文化,我直到二十幾歲才被告知「有原住民血統」;我痛苦的GGY療癒過程得以展開,這是原因之一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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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6月8日 星期三

台皮膚、華面具(一)(by 老皮蛋)



台皮膚、華面具~




以舊作回應電影「光榮時刻」和蔣為文事件





前言與說明



  坎城影展競賽片「光榮時刻」(Outside the Law)正在台北上映,這部電影也曾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。更特別的是:這部電影在坎城參展時,許多法國右派人士抗議「這部電影的史觀不正確」,然而抗議者大多沒看過這部電影、對影片牽涉到的殖民地歷史也所知有限。這就像在台灣,只要有人提到二二八、提到族群不平等的待遇,就會有另一些人指責其「挑撥族群」;殊不知:「製造不平等待遇的政府」才是挑撥族群的元兇,「拒絕面對歷史真相的群眾」則是挑撥族群的幫兇。



  「光榮時刻」的主題與阿爾及利亞的去殖民運動有關,以流落在巴黎的三兄弟的故事呈現,除了嚴肅的歷史,電影情節更涉及感人的家庭親情、懸疑的諜報鬥智、刺激的黑幫火併(近似「教父」);但因後者是商業電影常見的題材,請容筆者略而不提。



  導演雷契鮑查瑞(Rachid Bouchareb)的前一部電影是「光榮歲月」(Indigenes; Days of Glory),這部電影則是描寫:二次世界大戰時,來自北非法屬殖民地的志願軍,他們由戴高樂領導的「自由法國」指揮、對抗納粹德國;在這些志願軍中,有些人是為謀溫飽而從軍、也有人是為理想而投身反法西斯戰爭;然而,無論是何種動機,他們都受到明顯的歧視和不公待遇。





  出身法屬馬提尼克的法農(Frantz Fanon),他的人生經歷正印證了這兩部電影。他基於人道理想,投身抗德戰爭,卻在軍旅生涯中飽受歧視;二戰過後,他投身阿爾及利亞解放戰爭、居功厥偉,更在這期間完成了後/殖民理論的奠基之作「黑皮膚、白面具」。在二次大戰中,也曾有台灣先進協助中國對抗日本帝國(鍾浩東、蔣碧玉等); 但如果有人根據這些事例,就主張台灣不應獨立、並批評反抗中華帝國壓迫的台灣人民,那顯然是缺乏國際觀、對世界反殖民歷史無知,才會有此謬論。



  就筆者閱讀所及,Tzara「光榮時刻」的評論是最精采的,但是他提到的「台灣的被殖民狀況」卻屢遭網友質疑。再加上數星期前的世衛組織密函事件、蔣為文嗆黃春明事件,更說明了台灣持續受到內在殖民(如蔣黃事件)和外在殖民(如世衛事件)的雙重壓迫,但許多人民卻對殖民地狀況視而不見。因此,雖然許多先進和本站寫手已經作出評論,在六月三日晚上,筆者和好友仍然要借Café Philo的場地,舉辦一場座談會「從海角七號、阿凡達到光榮時刻~談電影裡的殖民與去殖民」。



  關於法農、關於台灣的殖民情境,筆者兩年前曾寫了一篇「台皮膚、華面具」(未在網路發表),收錄於「超克GGY」中。現在,為了協助網友和座談會聽眾更了解電影和台灣、也為了向全世界獻身解殖民運動的先進致意,筆者在此野人獻曝,將舊文拿出來重貼,再請網友與聽眾指教。



  如果各位想看些更貼近電影內容的評論,可以參考「光榮時刻:速寫阿爾及利亞獨立建國史」、「海角七號測驗題」、「細說阿凡達」。

 



GGY如何練成III—



台皮膚、華面具




  前文「GGY 如何練成I」(以下簡稱G-1)以及GGY如何練成II」(以下簡稱G-2)(未貼上網),都是針對外省人作討論(註一)。根據過去四大族群的分類,還有鶴佬人、本省客家人、原住民尚未論及,他們的GGY complex/ phenomena又是如何呢?本文試圖對這問題作初步的解答。因為這種分法其實是統治者用以挑撥族群的建構,所以我將討論重點放在其共性~被殖民者,而不多著墨於各自族群的差異(註二)。同樣的,疏漏或以偏概全在所難免,但筆者將盡可能誠懇地貼近他們的狀況。




台灣的島內殖民


  日本帝國在1945年結束對台灣的殖民統治(註三),台灣並未獲得解放,而是成為另一個國家的殖民地。當時「大小貪污互相搶奪接收敵產者到處有之,弄文舞法者或倚藉武力以欺壓人民者比比皆是。人權不能得到保障,言論出版失去自由,財政破產,物價繼續騰貴,廠礦倒閉,農村日益衰微,失業者成群,無法營生者不可勝算,全省人民不堪其苦,敢怒不敢言。」(王添燈)情形比日據末期惡劣許多。而陳儀政府以台灣人「多未參與行政工作」、「不熟悉中國話」(怎麼不說中國殖民者不熟悉台灣話)、「受日本完全奴化」、「是次等領土上的次等國民」(註四)為由,排擠政府機關內之台灣人、大量安插殖民者官員;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內之台籍官員只有二十分之一,一般政府機關內台籍官員也少於十分之一;少部分外來者統治多數當地人,加之以種族歧視的心態,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。





  1949之後,國民黨政府持續地執行族群差別待遇,在政治及人事制度上:在公務員考試時「依省籍分配名額」、另設許多特種考試(只有殖民者有機會參加),給予軍公教(戰後移民居多)許多特權(免稅、住宿水電補助、子女教育補助~),中國來台國會議員不需改選、死後由同鄉遞補…(註五);在語言文化上:推行華語、限制台灣語言使用,埋沒或竄改台灣歷史、更改地名路名,在教育中忽略本土材料(歷史地理文學皆然),並由殖民者壟斷傳播媒體、學術藝文各界的重要位置…。



  可能會有讀者認為: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,何必提它?事實上,很多事並未過去:高普考雖不再依省籍分配,但仍有許多只有少數人能參加、甚至因人設考的特種考試。軍公教特權依舊、而這也會影響下一代競爭力。即使是已經取消的不公平待遇,仍然必須檢視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。只有理解「過去」,才可以理解「現在」。



  就以最近(2009)的經濟不景氣為例,許多家庭財務大受影響(無薪假、失業),甚至子女失學~某私立大學有近半學生沒在新學期報到。此時軍公教人員仍領取高額福利補助(July2011加薪)、退休人員繼續坐領高額退休金,他們的子女還享有教育補助;這讓失業的家庭、失學的學生情何以堪?馬克思(Karl Marx)曾論述「社會關係再生產」(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),上述狀況不就是「殖民關係再生產」(reproduction of colonialist relations)嗎?
 

  

沒有殖民母國的殖民地


  在1949年的台灣,新的殖民者失去對母國土地的統治權,更強化其被害焦慮、更不信任他者/台灣人、更不願意放棄特權(參見G-1),於是沒能擺脫其殖民性格,乃至使台灣成為:沒有殖民母國的殖民地。



  時至今日,有一部分的殖民者特權已被取消,但非全部;而過去的特權也讓殖民者占據有利的位置(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媒體宣傳、教育學術…),可以繼續掌控權力並奪取資源,也可以藉此培植後繼者、延續此集團的優勢地位。用後/殖民理論的語言來說,戰後的台灣正是典型的「內部殖民」(internal colonization、國境內的殖民壓迫)。



  除此之外,殖民統治對被殖民者的心靈產生深刻的影響,讓他們相信「殖民者比被殖民者優越」,這是殖民者強加的「被殖民情結」;這種「內心的殖民」與「政治經濟的殖民」互為表裡,前者較隱微、但影響更深遠;即使未來殖民者的所有政經特權都被取消,「內心的殖民」仍可能發生影響,導致人性的扭曲。Ashis Nandy則將「政治經濟的殖民」稱為external colonization,將「內心的殖民」internal colonization(不同於前述的「內部殖民」)。

未完待續







註一:前文使用「高級外省人」、「弱勢外省人」是沿用極品
GGY郭冠英的用詞。本文中將使用「(中國)殖民者」指稱高級外省人,使用「中國移民」或「戰後移民」指稱所謂的外省人GGY是郭冠英(Guo Guang Ying)名字的縮寫,超克藍綠的寫手們把它發展成「了不起的概念」(郭冠英語);關於GGY的豐富內涵及相關討論、以及GGY歌曲、GGY娃娃,請見超克藍綠的新書「超克GGY:郭冠英現象之評析」。


註二:本文中出現的「台灣人」,原則上包括鶴佬人、客家人與原住民。筆者並非否定這些族群的差異或矛盾,但比起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差異/矛盾,台灣人的族群間矛盾都顯得不那麼有急迫性;對我想討論的主題「GGY 如何練成」而言,更是意義不大~GGY主要與「殖民者vs.被殖民者」有關。



註三:在「內地延長政策」之下,日據後期台灣的地位與命運、不像其他的帝國主義殖民地一般悲慘;相對於一般殖民者對待被殖民者的態度,在台日人對待台灣人民也比較友善;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「海角七號」的原因。



註四:王添燈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,在事件中被捕殉難;引文出自他所擬的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」。其下引文散見於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,「次等領土上的次等國民」是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所言;請參見:「二二八回顧與檢討」



註五:參見GGY 如何練成I」註四、註七。

~未完待續